公元前500多年的一天，孔子带着学生从泰山脚下路过，突然听到哭声，就吩咐车马停下。他看到一个妇女在新坟前哭泣，就问她哭得这样伤心的缘由。
妇人哭着诉说她的公公、丈夫都死于虎口，前天儿子又在虎口丧命，故此伤心而哭。
孔子惊问：“那你为什么不搬到别处住呢？”
妇人答：“这里虽有虎患，但这里至少没有苛刻残酷的官府统治呀，所以才冒这个险不愿离开。”
孔子听后长叹一声，对学生们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1000多年后，捕捉毒蛇的蒋姓汉子，告诉被贬到永州做刺史的柳宗元，永州有种毒蛇能治许多疑难病症，因此朝庭下令要求进贡。由于此蛇不多，且有剧毒，故冒这个险的人不多。官府便下令，捕蛇可抵税赋，他家几辈人已捉蛇捉了12年，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已被毒蛇咬死，他自己也几次差点丧命。
柳宗元听后，非常同情蒋家的悲惨遭遇，于是想当然地提出愿意帮他恢复税赋，不再干捉毒蛇这项危险的工作了。没想到他却流着眼泪拒绝了，他哀求说，捕捉毒蛇每年只有两次面临死亡的危险，而他的乡邻们却天天都有被繁重的赋税逼死的危险。村子里已是十室九空，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逼跑了！相比之下，他还算过得好的呢！
听此，柳宗元喟然长叹：“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这也是苛政猛于虎患呀！
拂去岁月之积尘，翻开历史之典籍，古代社会官府的苛政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俯拾皆是：
《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民众“易子而食”；
《汉书·严安传》记载民众“苦不聊生，自经（吊）于道树，死者相望”；
《隋书·食货志》记载民众“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稻草）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
《明史》中“民相食”、“父子兄弟夫妻相食”、“母烹其女”的记载，令人不忍卒读。
据记载，元朝末年，天下动乱，乃兵四起，驻守淮右的官军缺粮，便捕人为食。不仅如此，在那种制度之下，这等人渣吃人还吃出了心得，吃出了体会。他们认为小孩的肉为上等，女人的肉次之，男人更次之。更为甚者，在吃人的过程中，他们还善于总结经验，总结出了多种吃人的办法：有的是把人放在一只大缸里，外面用火煨烤，直到把人烤熟；有的是把人放在一个铁架子上，下面用火烤，像烤羊肉串似的；有的是把人的手脚捆绑起来，用开水浇在身上，然后用竹扫帚刷掉人身体外层的苦皮，再割剥肌肉烹炒而食；有的是把活人装在大布袋里，放进大锅里煮；有的是把人砍成若干块，用盐腌上，随吃随取；有的是只截取男人的两条腿，或者只割下女人的两只乳房，其余的扔掉。如此等等，种种酷毒做法，难以详述，纯粹就是把人当做了某种动物，以饱口福。他们甚至把这种人肉还美其名曰 “想肉”，意思是说吃了之后美味无穷，还使人想念。元朝的苛政，由此即可见一斑。
据史载，元至正初年，扬州城有17万户居民，2万余顷耕地，处处舞榭歌台，日夜风流艳曲，到了明初朱元璋称帝之时居然已是篙草丛生。偌大的扬州，仅仅剩下18户人家和21棵树，昔日繁华的扬州城，已是满目疮痍，成为人间地狱，就连扬州府衙也破乱得不成样子。
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一，兵祸连年，造成田地荒芜；其二，元军屡过扬州，次次都弄得鸡犬不宁；其三，从至正元年起，苛政当道，百姓到处流浪，即便有地也无人耕种！元廷几乎每年都进行加租，一亩地可以打两担谷子，各种租税加起来居然达到了三担有余，致使出现人间怪象：越种地就越贫穷，越是勤劳就越是无望！到了至正八年，中原一带朝廷的赋税居然收到了50年之后，一直收到了百姓的孙子辈。如果说老虎吃人还只吃当事之人的话，那么苛政那可是“坐连”几代，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真的是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比老虎还要狠毒！
苛政之下，决无清官。朝廷断了官吏的饷银，为官如果不贪，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那就怪不得了，时势使然！官吏如此，百姓又何以堪？有的居然三四年没有吃过粮食、十多年没有吃过肉，没奈何，只得吃人了。吃人是无法容忍，但是在生死绝望边缘却是可以理解的。
明清时，吃人的现象更是屡见记载。明成化年间，湖广都指挥彭伦跟随赵辅平定大藤峡叛乱，把抓获的俘虏绑到高竿上，让兵士将他们乱箭射死，然后又割裂他们的肢体，让兵士烹煮而食。清顺治九年（1652年）南明将领李定国率兵攻新会，城中粮尽，守将就杀居民为食。有个姓莫的媳妇与婆母相依为命，守将要杀食婆婆，莫氏叩头请求替婆婆死，守将说：“你真是一位孝顺的好媳妇！”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舍了婆婆，把莫氏烹而食之。又有一个姓李的妇女，丈夫被守将抓去，将被杀，李氏哭着说：“丈夫还没有儿子，如果杀了他，就绝了他家的后代了，我即使活著又有何用？请把我吃了吧！”守将也答应了，就烹食李氏，其后还把她的骸骨交给她的丈夫带回家安葬。还有一位姓梁的穷书生被守将抓去将被烹食，他10岁的女儿请求代替，守将竟然被此种义举感动了，把他们父女一同释放。有一回城门正要关闭，有几百名乡下百姓涌到城门外请求进城避难，新会县令不同意收留，守将说：“让他们进来吧！到紧急的时候，这批人可作为我们10天的口粮。”亏这家伙想得出来，真是未雨绸缪。于是打开城门，把百姓放进来。新会县城被围困八个月，守军吃掉民众近万人。有户人家数口被吃，只有一人幸免于难。也许是一守将吃得太多，也许是魔鬼特征明显。兵乱过后，这位幸存者有一天在路上就遇见了这位清军守将，于是跪下向他下拜。这位爷们感到惊讶，便问：“你拜我干什么？”那人说：“我的父母妻子都安葬在你的肚里了，他们都没有坟墓。如今寒食节临近，我不朝着你的肚子下拜，又到哪里去拜呢？”真是讽刺到家了，这爷们也还有点人性，满面羞惭，急忙离去。
到了清末，更为甚者，人被饿死了竟然还得向官府交纳“断气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官府经典之作。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载：“同治三、四年，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后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惨矣！”人肉卖到几十文钱一斤的地步，真是惨到了极致。
纵观古代历史，“但得官清吏不横，便是村中歌舞时”，这种景象似乎永远都只是老百姓遥远的梦想。
明代弘治年间，仁和地方县官毫不称职。一次，有个猎户捉到一只老虎，一些阿谀拍马的读书人纷纷前去庆贺，说这是他政绩清明产生的效果。
有个叫俞珩的读书人却以老虎的口气做了首顺口溜讥讽道：“虎告相公听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若公今日行仁政，我已双双北渡河（我们老虎夫妇已渡河北上逃走）。”一时传诵，纷纷叫绝。苦笑之余，留给我们的应该是深深的反思。
由此，这也证实了一种传统的古代官场理论——“牧民”。徐元瑞《吏学指南·官称》说：“司养百姓曰牧民。盖牧者，能守养之义，路府诸州是也”。说白了，就是养牲口，如何饲养、怎样驱使，取决于放牧者的心情。
孟子则直言不讳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者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老虎作为山中之王，何其凶猛，何其残忍，老百姓通常是谈虎色变的，“食人”是它最大的本性，也是老虎最通俗的形象，孔子偏偏拿“苛政”来跟它做比较，并且比老虎更要凶猛和残忍。
从这些来看，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概括还真是绝了，这个比喻生动形象地开了中国文学界抨击“苛政”的先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统治的本质。
现代颇有些人喜欢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然而，谈中国传统文化，估计没有几个比得上“新文化运动”及“五四”巨人们的水平和深度。而鲁迅无疑是其中旗手级的巨人。他读透中国古书和中国历史，最后一言以蔽之，表明中国历史乃是一个“人吃人”的历史。他朝着中华大地以及数千年的历史夜空，借狂人之口泣血控诉：“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员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然而历史上充斥野蛮；号称智慧，其实更多所持的是弱肉强食的小聪明，这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对所谓智慧化身诸葛亮的推崇到冯梦龙《智囊》所列举的各个故事便可清晰见之。中国人其实从来就不明白真正的智慧根本就不是诸葛亮式你争我斗的谋术，而是古希腊之“认识你自己”，是《圣经》之“认识耶和华”，即只有通过信仰，进而认识自己，洞察人性，克服人性中的恶才谈得上智慧。
所以说，苛政猛于虎，这是肯定的，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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